饮水思源
循着父亲的足迹，回到大埔的客家原乡
在我出生以前，祖父母早已离开大埔，前往马来亚。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，我与父母一同回到他们离开的村落。那些从未谋面的亲人紧握着我的手，把我当作自己人。
在安乐村，一位从未谋面的族亲告诉我，她记得我的名字。
她的祖父与我的祖父是亲兄弟。几十年前，祖母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信，写着她在那里养育的家人，也曾提到一个从未踏足这片中国土地的孙子。在我们拥有任何共同记忆以前，这位族亲已经知道我属于这个家族。
祖母于1993年离世，祖父则在2000年代初去世。当我终于抵达他们的故乡时，两人都已无法告诉我：离开时是什么心情，最想念哪些细节，又在马来亚的岁月里，随身保存着怎样的家乡。我只能从亲人的回忆、两栋老屋留下的痕迹，以及过去只存在于家族故事里的风景，慢慢靠近他们的人生。
我原以为，这是一趟寻找客家根脉的旅程。真正抵达以后，它更像是走进一场早已开始、并在我缺席时持续了许多年的对话，而不是找回一件遗失的东西。
抵达
从深圳北站出发，高铁两个多小时便抵达梅州西站。之后，我们乘车继续往群山深处的大埔前行。路边一块巨石上，“大埔”两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，一辆摩托车恰好从前方驶过。这个名字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我们家的语言里；如今，它终于成为眼前真实的地方。
抵达大埔——家族故事里的一个名字，终于成为眼前真实的地方。
旅途变得如此轻易，反而让我更清楚地看见祖父母当年跨越的距离。我从意大利飞到香港，再乘高铁和汽车来到这里。对他们而言，中国与马来亚之间隔着数星期的海路、昂贵的旅费，以及一封封必须承担起今日手机能够瞬间完成之联系的书信。
我的祖父出生于大埔县茶阳镇安乐村，并在那里生活，直到1940年代前往马来亚。祖母则在茶阳镇长大，与祖父结婚后，于1950年代跟随他前往马来亚。两人离开时，马来亚尚未独立；他们随后在那里建立了另一种生活。
那段新生活留下来的少数实物记录中，有一张吉隆坡市政局于1953年签发给祖父的小贩执照。规整的印刷栏目与手写字迹，保存了家族故事里常被略去的一面：重新开始所需要面对的具体日常。执照上写着，他获准售卖鱼和蔬菜。
执照上的照片里，祖父还是一个已经远离安乐村的年轻人。那时的他，还不是后来家族记忆中的那位祖父，而是一名在异乡谋生的年轻移民；他落脚的城市，最终成为我们后代的家。安乐村的残破老屋让我看见他离开了什么；这张执照，则让我看见之后的生活是如何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。
祖父于1953年在吉隆坡获发的小贩执照。安乐村的老屋记录了他离开了什么；这张执照，让我看见他如何重新开始。
初到马来亚的岁月，他们并没有多少余裕可以寄回家乡。父亲告诉我，即使自己的生活也很拮据，祖父母仍会把猪油、旧衣服和省下的一点钱寄给留在中国的亲人。离开并没有切断家族关系，只是改变了彼此照顾的方式。
竹林下的山路
通往安乐村的山路在竹林下渐渐收窄。大雨过后，几根约五米高的竹子倒在车前，挡住了去路。我下车，把它们一一抬到路旁。
进入安乐村前的竹林山路，倒下的竹子一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
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我却留意到自己并没有因此慌乱。我在吉隆坡长大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城市。直到搬到翁布里亚乡间以后，我才逐渐学会如何应对倒下的树木、不稳定的山路和骤变的天气。我原以为，祖先的来处会解释这片风景为何对我重要；没想到，数千公里外的另一片乡野，早已教会我如何走进这里。
我们撑着伞，继续穿过安乐村，走向祖父曾经居住的地方。雨水让墙面与瓦片的颜色变得更深。阳台悬在狭窄的村道上方，农田几乎从房屋尽头立即展开。我们走向的不是一座修复完整的祖居，而是它留下来的部分。
穿过安乐村，走向祖父离开中国前曾经居住的老屋。
老屋仍能告诉我的事
祖父的老屋大部分已经毁坏。我无法走进一间保存完好的房间，想象他睡在哪里，也无法把手放在他曾经使用过的桌子上。这种缺失并不戏剧化。它就留在草木与邻屋之间，成为村庄日常的一部分。
祖父在安乐村的老屋原址；房屋大部分已经毁坏。
仍有一些屋瓦完整地留了下来。近距离拍摄时，层层排列的瓦片看起来几乎完好，尽管下面的房屋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。我反复望着那些瓦片，像是在寻找某种证明——并非证明我记得这栋房子，而是证明它曾庇护过一段生命，而我的生命最终也由那段生命延伸而来。
老屋大部分已经不在，屋瓦却仍留了下来。
老屋前的稻田一路伸向群山。我站在那里，闭上眼睛。风掠过田野，也拂过我的身体。我试着想象祖父童年生活的尺度：房屋与农田之间的距离，一天之中包含的劳作，以及远在我能够如此轻易抵达这里以前，环绕着他的那片群山。
祖父老屋前的田野；我站在这里，试着想象他曾经生活的世界。
一列白鸭从青绿的田间走过。我看着它们，比这个片刻原本需要的时间更久。眼前的景象带着一种似曾相识，但我不认为那是什么来自血缘的神秘感应。多年来，父亲一直向我描述这个地方，而我也在脑海里拼出了自己的版本。住在翁布里亚以后，我观察乡间生活的尺度也改变了：天气、作物、动物、距离，以及一栋房屋与周围土地之间实际而直接的关系。
看着鸭群走过安乐村的田野，这片从未到过的风景却带着一种熟悉感。
村里到处可见柚子。有些长在屋旁，有些几乎占满整片视野。梅州以金柚闻名，但在安乐村，它们并不像某种刻意展示的地方象征，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：沉甸甸地挂在小路、屋顶与墙垣上方。
安乐村随处可见柚子，长在屋旁，也长在村中小路边。
被当作“自己人”
我听说，祖父所在的村子周围，过去曾住着十户黄姓人家。许多居民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不同支系，共用同一个姓氏。如今在我长期生活过的城市里，已经很难再看见以宗族关系如此清晰地组织起来的聚落。
有些亲人，我此前从未见过；另一些，则是多年前他们到马来西亚探亲时见过的旧面孔。我们把客家话与普通话交杂着说，哪一种表达先想起来，就先用哪一种。语言上的空缺，远不如他们迎接我的方式重要。亲人们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把我当作“自己人”。
英文里最接近的说法是“one of our own”，却仍无法完整传达其中的情感。“自己人”消除了初次见面的人之间通常存在的距离。它意味着，关系早在介绍发生以前便已经存在；在餐桌旁为你腾出一个位置之前，不需要任何漫长的解释。
不同世代之间的亲密，以及以不停端上食物表达关心的方式，让我想起意大利的家庭生活。在两个地方，餐桌往往都是一个家庭把欢迎化为具体行动的所在。然而，“自己人”仍带着一种独有的确定：我不只是被邀请走进来，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定属于这里。
我们回到安乐村祭拜祖先。煮熟的鸡与其他供品摆在一起，旁边还有纸钱和象征日常物品的纸扎祭品。不同华人家庭与地区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，但背后的观念彼此相通：摆上食物、点燃香火，再把纸钱与纸扎烧给已经离世的人。人们相信，火能让供品的价值抵达祖先所在的世界。这也是亲属关系的延续——活着的人仍以自己的方式照顾已经离开的人。
为祖先准备的食物与纸扎供品；焚烧祭品，是后人继续照顾逝去亲人的一种方式。
我想起祖父母曾把物资朝相反的方向寄出。他们在马来亚生活拮据时，仍把猪油、衣服和钱寄给留在中国的亲人。几十年后，在他们离开的村庄里，我们为他们摆上食物，焚烧纸钱与祭品。跨越时间，也跨越生者与逝者的世界，这个家族的关怀常常以具体的物件呈现。
在父亲当年的年纪
相较于安乐村的田野，祖母的人生起点在茶阳镇。老街把住宅、店面和相连的廊檐压缩在更紧密的空间里。雨水让木构与灰泥显得更深，人们撑着伞穿行于那些见证过小镇多次变迁的老建筑之间。
茶阳镇——祖母长大，并在前往马来亚以前生活的地方。
我们找到了祖母在嫁给祖父以前居住的房子。与安乐村的祖父老屋不同，这栋建筑依然站立。我抬头望着阳台与窗户，知道在很久以前，祖母也曾在无数个普通日子里进出这里。那时，它还不是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孙子眼中的家族证据。
祖母在茶阳镇的旧居；与祖父结婚后，她跟随他前往马来亚。
父亲第一次回来探望这些亲人，是在1990年代。那时，他也正值三十多岁。如今我到了相同的年纪，第一次与他一起回到这里。这种时间上的对应对我意义重大。他当年带着父母的故事来到这里；而我带来的，则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故事。
父亲与我见到的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中国。他第一次到访时，还没有把我舒适送到梅州的高铁，手机也无法把亲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。然而，我们两趟旅程的目的几乎相同：把家族故事变成亲自认识的人，不让一段关系最后只剩下一串名字。
仍在续写的族谱
有人告诉我，按家族世系，我是黄氏第十八世。族谱常被解释为家族的谱系记录，但它不只是一棵出于私人兴趣绘制的家族树。它把一个人的生命，安放在一代代延续、又不断分支的关系之中。
我们家的族谱并不是一本完整保存、安放在书架上等待翻阅的旧册。祠堂已经被毁，原本的族谱也未能寻回。如今，一位家族成员正通过访问亲人，把大家仍然记得的资料一点点拼合起来。在重新回到纸面以前，这份记录必须先从人的记忆里重建。
族谱一旦写成，家族的延续往往显得确定而没有断裂。看着它被重新整理，才会发现这种确定背后脆弱而细致的工作：必须有人记得一个名字，知道它属于哪一房，把不同说法彼此对照，再判断哪些事情仍能确认。那位从祖母信中记得我名字的族亲，即使面前没有族谱，也正在参与同一项工作。
另一位亲人讲述的，是任何正式族谱都容纳不下的过去。文中我称他为“明哥”；这不是他的本名，是为了保护他的隐私。直到1980年代，他的家人仍共同住在一座土楼里。他记得老屋周围曾聚居着约一百人，大家庭挤在极小的空间，基础设施极为简陋，有些甚至根本不存在。为了上学，他每天要步行三个小时。小时候，他还会走进山林寻找食物。
群山越美，那些回忆反而越难消化。作为访客，我们很容易赞叹一片青绿，却看不见曾经在其中生活有多艰难。明哥的讲述阻止我把老房子浪漫化。那些墙里曾经容纳的是拥挤、饥饿、劳作，以及必须离开的迫切愿望。
他带我们看了一座亲手搭建的小屋。它的尺度很小，也不需要被赋予宏大的解释。它属于一种把动手建造与修补视为日常本领的生活。
明哥亲手搭建的小屋；文中姓名为保护隐私而使用化名。
前一天的暴雨也让山路变得不稳。有一处山体滑坡完全挡住去路，汽车无法继续前行。我发现自己能够冷静地协助明哥判断该如何驶离那里。那份从容，再次来自我在另一个地方逐渐习得的生活：住在翁布里亚乡间的这些年，让我明白乡间道路听从天气，而不是行程表。
暴雨把泥土冲到山路上，汽车无法继续前行。
回到客家原乡的路，意外地先经过了翁布里亚。正是在那里，我逐渐适应偏远、寂静、天气，以及临场寻找办法的需要。这并不意味着两片土地可以彼此等同，却让我的身体拥有了一套熟悉的语言，使一片乡野能够认出另一片乡野。
族谱记不下的事
与亲人相聚的每一餐都格外丰盛，桌上经常同时摆着十至十五道菜。客家饮食的丰富，值得另外写成一篇文章。在这篇故事里，酿豆腐之所以重要，却是另一个原因。
这道菜没有把我带回父系客家祖父母的身边，而是让我想起住在马六甲的外婆。外婆不是客家人，但她在马来西亚一座有许多客家邻居的村庄长大，向他们学会了客家菜。每次我去看她，她都会为我做酿豆腐。
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记载我为黄氏第十八世的父系族谱里。可是，正是她，让客家文化以最亲密的方式进入我的生命。族谱能够追溯血缘，却无法记录一种味道如何从邻居手中学来，走进另一个家庭，最后被一个孩子理解为爱。
酿豆腐让我想起马六甲的外婆。她向客家邻居学会这道菜，每次我去看她都会做给我吃。
他们离开的地方
到了松口，我才知道，祖父母当年前往马来亚的旅程，是从火船码头开始的。此前，我走访的都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。眼前这个地方，却是他们告别故乡的起点。
大雨过后，江水浑黄，淹没了码头低处的平台。对岸是连绵的青山。当年，人们从这座内河码头出发，顺流前往汕头，再转船远赴海外。眼前这片水，只是漫长旅途的开始。
松口火船码头，祖父母当年前往马来亚的出发地。我到访时，码头低处已被江水淹没。
祖母曾经告诉父亲，她当年坐船去马来亚时，就坐在船的地板上。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心里。我试着想象，她就这样一路颠簸，谈不上任何舒适，离开熟悉的生活，前往一个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模样的地方。
她讲述的另一段经历，更让我难以承受。祖母告诉父亲，她亲眼看见有人在船上生病、去世，遗体随后被抛入海中。我反复想到，她就坐在那艘船的地板上，目睹这一切，而她要去的地方，还在遥远的前方。
在松口，我望着码头看了很久，眼里含着泪。心里沉甸甸的，有那么一刻，觉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我知道祖母最终抵达了马来亚，也知道后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。可站在那里，我仍然无法理解，她究竟经历了多少，才走到那一步。我多希望还能问问她。如今，那个地方就在眼前，问题也有了，她却已经不在了。
码头边的雕塑中，一个男人提着行李，准备离开。妻子和孩子站在他身后，为他送行。我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回到那两个留下来的人身上。
祖父母各自离开时，是谁陪他们来到这里？他们有没有说过，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又有多少家人曾在这个码头道别，却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？
火船码头送别雕塑中的母亲与孩子。我一直想着，那些留下来的人。
码头上方，是建于1932年的松江大酒店。层层拱廊之间，仍能看见 HOTEL TSUNGKIANG 的英文招牌。当年，远赴海外的人会在这里投宿，等待继续上路；从海外归来的游子，也曾走进这道门。
我走了进去。祖父母有没有来过这栋楼？当时有没有余钱住上一晚？如果没有，他们又在哪里等候启程？这些，我都不知道。
走在酒店里，我仍然想着祖母坐在船上地板的情景。如果能在这里住上一晚，至少在漫长旅程开始之前，还能有片刻安歇。但我不能只因为希望她曾好好休息过，就想象她一定住在其中一间房里。
建于1932年的松江大酒店，曾接待出洋与归国的华侨。祖父母是否在这里住过，我无从得知。
馆内陈列着侨批。这些家书与汇款凭证，让海外华侨把近况和钱款一同寄回家乡。纸上留下的，是一家人分隔两地之后，仍然需要商量、牵挂和照料的日常。
其中一封信的信封上，写着“家母”二字。在一行行地址和邮戳之间，这两个字让我停下来看了许久。在成为展品以前，它曾是一个人寄给母亲的信。
酒店侨批展览中，一封寄给母亲的信。家书与汇款，让相隔遥远的一家人继续照顾彼此。
我想起祖父母，即使在马来亚的生活拮据，仍会寄钱和物资给中国的亲人。也想起那位从祖母信里记得我名字的族亲。她在安乐村对我的欢迎，背后是几代人花了几十年维系的关系。
祖父1953年的小贩执照，记录了他在吉隆坡谋生的日子。祖母留下的讲述，则保存了她抵达马来亚以前的一段经历。这些片段之间，还有太多我再也无法补全的空白。
从小，我认识的就是身为祖父母的他们。到了松口，我不断想着他们年轻时的模样：在我的人生开始以前，他们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一段路。
源头
这趟旅程中，我先去了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。到访松口以后，我反复想起博物馆入口处的那口井。入口的介绍文字把梅州置于粤、闽、赣三省交界，并呈现了一段由两个迁徙方向共同塑造的历史。千百年战乱中，中原人口不断南迁，与梅州当地包括畲族、瑶族在内的原住民群体交融，逐渐形成客家文化的核心区域。自宋明以来，梅州人又因谋生、避祸等原因“下南洋”，继而走向更远的海外。
博物馆以朝代、人口与遍布世界的迁徙来讲述这段历史。我的家族只是其中极小的一段：一个男人在1940年代离开安乐村；1953年，吉隆坡市政局为他签发了一张小贩执照；他的妻子于1950年代从茶阳跟随而去；包裹与书信在中国和马来亚之间往返；他们的儿子在三十多岁时回来；几十年后，孙辈也踏上了同一条路。
中国客家博物馆入口处，一口石井刻着父母从小教导我的一句话。
博物馆入口处有一口石井，井身以金字刻着“饮水思源”。四个字的意思并不复杂：喝水的时候，要记得水从哪里来。
饮水思源——喝水的时候，要记得水从哪里来。
从小，父母不断告诉我：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，不可以忘本。许多年来，我把这句话理解为华人家庭常见的一种道德教导。走过安乐村与茶阳镇，再站到这口井前，我才明白，他们教我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，而是一种需要身体力行的做法。
祖父母离开中国以后，仍把自己能够寄出的东西送回家乡。父亲在三十多岁时跨越距离，回来认识这些亲人。父母一直向我讲述这里的亲人与村庄，不让他们逐渐退入一个再也无法抵达的过去。后来，在我人生相同的阶段，他们也把我带了回来。
源头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。它是一位族亲从旧信里记得我的名字；是一栋屋顶仍留下几排瓦片的房子；是一位家族成员通过一次次谈话重建族谱；是一双双握住我的手、叫我“自己人”的手；也是一道经由母系外婆进入我童年记忆的客家菜。它也是祖父母离乡时的那个码头，是祖母坐在船上地板的记忆，是后来让一家人继续保持联系的家书。
我没有找回祖父母一生的完整叙述。有些问题晚了几十年，有些记录已经消失。我真正找到的，是一种让联系即使并不完整，仍得以延续的结构：人们持续记得彼此。
饮水思源。这四个字，我从小就知道。到了梅州，它们终于有了具体的形状：一片风景，一双双握住我的手，以及一份我终于能够真正感受到的责任。
作者简介
Foodie Goes Travel 由 JJ Wong 黄家俊创办并主笔。他来自马来西亚，现居意大利翁布里亚，以跨越亚洲与欧洲的生活经验，书写饮食、酒店、设计、待客之道与地方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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